【摘要】启蒙运动肇始至今，西方的神学政治问题日渐凸显，在哲学观念引发政治变革的时代背景中，人们亟待反思马克思关于宗教批判已经终结的判断。在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到马克思的思想沿袭中，宗教批判究竟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什么样的理论前提？通过与“思辨的有神论者”的论争，黑格尔批判了将神学人格视为公共政治精神基础的做法，他主张在社会关系中缔造伦理人格，伦理人格是在世俗化宗教中缔造政治权威的思想前提。作为思想继承者的青年黑格尔派在不同理论层面上强化了宗教人格主义，及其作为特定自我观念在政治领域内的引申。其中，施特劳斯强调民众普遍信念对于构筑宗教意识的核心作用，进而演绎出代表人类最高道德实体的“类”观念；费尔巴哈则把“类”视为人格的自由本质，希望通过从神学到人本学的转换，最大限度地弘扬人的主体性价值。对于马克思而言，以往的宗教批判为政治批判提供了基准：自由人格的实现，不能再依靠宗教意识和人本主义说教，而必须深入到市民社会成员的利己精神之中，寻求扬弃资本异化的全新政治方案。